从亚洲“四小虎”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泰国何以至此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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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砺石商业评论(ID:libusiness),作者:王剑,创业邦经授权转载。

泰国,既是亚洲国家最具历史底蕴以及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之一,也是地域文化交融的鲜活范例,其稳健的经济发展与积极的国际合作姿态,让这个国家充满了魅力。

令人惊奇的是,泰国还是东南亚国家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国家,更幸运地躲开了两次世界大战,甚至还曾是亚洲有名的“四小虎”之一,可时至今日,其经济非但没有进入亚洲前列,甚至还深陷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泥淖,无法自拔。

这不禁让人好奇:泰国,何以至此?

从暹罗到泰国

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,源于中国西南部的哀牢人,他们在汉朝时期由国王柳貌带领下归顺朝廷。

然而在公元77年,哀牢人因为叛乱,最终被东汉灭国。

亡国之后的哀牢人沿着澜沧江南下建立了澜沧小国和南掌王国,分别成为今日老挝佬族和缅甸掸族祖先。

哀牢人中的一部分继续向南迁移,在今天湄公河流域建立了暹罗和兰纳两个国家,这些人被称为泰人,而留在原地的哀牢人则演变为今天的傣族。

因此,傣泰民族原本是一家。

泰人到来之前,湄公河流域分别由北边的堕罗钵底王国以及南边的罗斛国统治,随着南迁的泰人逐渐融入其中,彼此相安无事过了很多年。

不过,随着半岛霸主高棉帝国兴起,堕罗钵底王国以及罗斛国先后被征服,高棉人成为当时湄公河流域无可争议的霸主。

13世纪,蒙古大军攻陷大理后,挥师南下攻击高棉帝国,部分泰人继续南迁,并在湄南河中游开始定居。

公元1238年,泰人膺它沙罗铁一世趁吴哥王朝衰落,带领族人揭竿而起,在泰国北部城市素可泰登基称国王。

素可泰王朝时期的三位统治者都有着远大抱负,其中第三位君主兰甘亨一世最为出众,不仅开疆拓土,还发明了泰国文字,弘扬佛教,使得泰国文明进入兴盛时期。

公元1350年,泰人拉玛铁菩提一世在泰国中部城市阿瑜陀耶登基称国王,史称阿瑜陀耶王朝。

此时,素可泰国力已走向衰落,被成立不久的阿瑜陀耶王国吞并,泰国又进入大成王朝时期。

因为大城王朝所在地曾是罗斛国的旧址,且又吞并了暹国,因此中国一般将之称为“暹罗”,大城王朝也被称为“暹罗阿瑜陀耶王朝”。

公元1432年,阿瑜陀耶王朝第八位国王波隆摩罗阇二世灭掉柬埔寨吴哥王朝,泰国领土再次得到扩充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正值明朝初年,暹罗还是大明的藩属国。

为了寻求庇护,阿瑜陀耶王朝向明朝称臣纳贡,国王则被册封为暹罗王;明永乐元年,明成祖又赐给暹逻王金银大印,阿瑜陀耶王朝政权进一步巩固。

那时中南半岛的缅甸为了争夺地区霸权,不断与阿瑜陀耶王朝发生争斗,互相各有胜负,战争持续了数百年时间。

直到1767年,阿瑜陀耶王朝的国都被缅甸军队攻占,国祚417年的阿瑜陀耶王国就此灭亡,这也是泰国迄今历时最长的王朝。

此时,有个祖籍广东潮汕的华人郑信(也称达信),在暹罗东部组建军队,率领泰人击溃缅军,并在湄南河西岸的吞武里建立了新都城,建立了吞武里王朝。

登基后的郑信励精图治,不仅坚决抵御侵略,还积极发展经济,并与中国修好。

1777年,清朝政府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,正式承认郑信建立的吞武里王朝。

1782年,郑信的妹夫兼昭披耶·却克里发动宫廷政变,废掉并杀害郑信,同时迁都至曼谷,开建大皇宫,泰国历史上的第四个王朝——却克里王朝(泰国王朝)开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郑信虽然统治泰国时间只有15年,但他的功绩却被泰国人铭记在心。

时至今日,吞武里城仍然矗立着郑信的骑马铜像,并建有“郑王庙”,成为泰国王家寺庙之一,泰国政府还将郑信登位的12月28日设为“郑皇节”,定为全国性节日。

从亚洲“四小虎”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泰国何以至此?

篡位后的昭披耶·却克里即曼谷王朝的第一任国王,史称拉玛一世。

虽然却克里家族的王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,但后世几任国王对泰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,却功不可没。

泰国外交上的“左右逢源”

拉玛一世之后的拉玛二世、拉玛三世都是出色的守成之君,不仅继续维持曼谷王朝的盛世,还将泰国提升到中南半岛最强国的位置。

尤其是被泰国人尊称为“马古大帝”的拉玛四世,在位期间主动打开国门,学习西方国家,不仅没有让泰国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,反而保持了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完整。

拉玛四世统治泰国时,正是欧洲列强染指亚洲时期,周围的缅甸已是英国殖民地,越南、老挝和柬埔寨则是法国殖民地。

自然,这些欧洲列强也对泰国觊觎已久。此外,已将印尼占为殖民地的荷兰,也对泰国垂涎不已。

不过,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拉玛四世,巧妙地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,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,既与英国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,也与俄罗斯和日本等大国建立紧密的联系,使得泰国成为亚洲地区的政治平衡点,让列强不敢轻举妄动。

甚至,拉玛四世还凭借与美国的亲密关系,先后从美国拿到总计超过1.1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,让泰国不仅有了维护自身独立的经济实力,也愿意更主动与欧美国家进行接触。

拉玛四世的儿子拉玛五世(朱拉隆功)继承王位后,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灵活外交政策,更在泰国实行全方位的西式改革,使得泰国逐步成为亚洲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国家之一。

朱拉隆功即位时,曾花了四年时间游历新加坡、印尼和印度等西方殖民地,以熟悉西方的政府管理模式,这为他后来的各项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等正式登上王位后,他又先后访问了意大利、奥匈帝国、俄国、瑞典、丹麦、德国等欧洲国家,真切体会到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帝制国家的区别。

因其为泰国规划了长远发展的路径,同时帮助泰国赢得了欧美国家的尊重,拉玛五世被泰国人称为“朱拉隆功大帝”,成为泰国人民最崇敬的人物之一。

后续继位的拉玛六世废除一夫多妻制度、实行义务教育,甚至还以战胜国身份,成功废除了欧洲列强在泰国的治外法权,提升了泰国的国际地位。

不过,却克里家族竭力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积极模样,根本目的是希望借此讨好西方和国民,继续维持国内的君主专制现状。

可惜事与愿违,随着一战后的世界经济危机逐渐蔓延到了泰国,导致经济下滑严重,执政的拉玛七世不得不削减了大量军事支出和军人待遇,激发军队不满。

1932年,一批由军人和文官组成的人民党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,逼迫拉玛七世签署了由人民党起草的临时宪法,宣布泰国自此从君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。

虽然从宪法角度看,泰国国王和英国国王类似,自此成为了国家的精神领袖,没有实权。

可对比英国国王,历任泰国国王手中的权力却要大得多,这就必须提到最受泰国人敬重的拉玛九世普密蓬。

普密蓬国王

普密蓬是拉玛八世阿南塔·玛希敦的弟弟,而拉玛八世继位没多久就遇到二战。

那时的拉玛八世手上并无实权,因为军方态度强硬,逼迫国王“靠边站”,大权掌握在泰国总理銮披汶·颂堪手上,而他之前是泰国的陆军副总司令。

与历届国王亲欧美不同,銮披汶觉得欧美是压迫者,他更倾向当时打着“东亚共荣”的日本,觉得日本才是亚洲人的希望。

因此,1941年的“珍珠港事件”四个小时后,日本军队直扑泰国,由銮披汶领导的泰国政府象征性地抵抗了几个小时后便举手投降,随后便成为了日本的“盟友”。

事实上,当时多数泰国人是欢迎与日本合作的,在他们眼里,能打败英美等列强的日本人堪称亚洲人的骄傲。

而在泰国政界和军界,他们更信奉这么一句谚语,“随风弯曲的树才是可以在暴风雨中幸存下来的树”。

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,“谁强就倒向谁”……这是泰国人不断周旋在列强之间得出的经验,如今又复制到了对日关系上。

日本对待泰国的态度要好于对待中国、朝鲜等国,因为他们希望仿照德国,也有一批诸如意大利、罗马尼亚等“小弟”,真正成为亚洲的“带头大哥”。

取得日本支持后,泰国也获得了不少的好处,比如日本帮助其收复了不少过去失去的领土,还获得了不少军备和经济援助。

二战结束时,盟国倒是很理解泰国的“一贯做法”,并没有过多为难泰国。

顺利躲过战火的泰国,却在1946年失去了自己的国王。

当时,毫无存在感的拉玛八世在皇宫中突然遇刺身亡,年仅21岁。

蹊跷的是,此案至今都没有找出真凶,也不许再提。

拉玛八世离世,弟弟普密蓬顺利接任王位,为拉玛九世。

那时的普密蓬很想重振皇权,但苦于大权掌握在军人手中,实在无能为力。

1949年,普密蓬应国内改革派要求,将国名“暹罗”正式更名为“泰国”,意为“自由之地”。

可国王自己并不自由,因为时刻都被军方势力所制约。

有意思的是,最终将普密蓬捧上“神位”的,居然还是来自军队的强人。

1958年,泰国军事强人沙立发动政变,当上了总理。

为了给自己政变找到“合理性”,他提出了“民族、佛教、国王”三位一体的口号。

前面两个都是虚的,唯独“国王”是实实在在的真人。

因为曼谷王朝是驱逐缅甸人的却克里家族建立,在民间颇得民心,几代国王都深受百姓爱戴。

沙立目的也很简单,既然前任对王室态度那么恶劣,自己就索性“尊王攘夷”,借助百姓对国王的尊重,从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。

为此,沙立开始百般讨好王室,刻意提高国王的地位。

比如,他下令废除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对国王权力的诸多限制,全面恢复王室礼仪,包括早已经被废除的跪拜礼。

通过沙立一系列造神运动,普密蓬成为了泰国政坛真正的大BOSS,不仅获得了神明一般的高贵身份,更从此得到了军队的支持。

自古枪杆子出政权,有了军队的支持,国王就不惧怕任何反对势力。

普密蓬在位期间,泰国多次发生政变,但无论政变方什么理由,国王始终是最高裁断方。因为无论军方还是文官集团都很清楚,国王深受民众爱戴,只要他支持谁,谁才是最终的胜利方。

民众的爱戴也并非盲目,相比之前的国王,普密蓬确实也是一位有为的开明君主。

他当国王之前曾经长期在海外留学,因此受到西方开明民主思想的影响。而且他博学多才,在音乐、绘画、诗歌、体育等方面也颇有造诣,充满个人魅力。

同时,泰国作为农业国家,普密蓬格外重视农业发展,每年他都会和专家研究制定水利和农业项目,还将大量皇室土地无偿分给无地农民耕种,并将大部分的王室经费用于兴修水利和各类公益设施。

从亚洲“四小虎”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泰国何以至此?

普密蓬在位时的泰国,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发展都在亚洲首屈一指,由此得到泰国老百姓真心实意的爱戴。

不过,对于泰国老百姓来说,国王再如何开明,自己收入提升才是关键。

泰国早期的经济发展

19世纪以前,泰国是以“萨克迪纳制”(SakdiNa system)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国家。

“萨克迪纳制”其实是泰国实行多年的封建等级制度,主要是指泰国各阶层对于土地的占有的权利,以此体现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级别。

19世纪以后,西方列强加紧向东南亚地区渗透。1855年,泰国接受《泰英友好通商条约》(《鲍林条约》)后,被迫取消进出口贸易的一切限制,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原材料销售市场。

泰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,奖励垦荒种稻,导致缴纳货币租税代替劳役,导致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日益盛行,逐渐破坏了萨克迪纳制关于土地使用权和人身依附的种种规定,进一步动摇了泰国封建制的结构。

可惜,西方国家虽然打开泰国市场,大米、橡胶、锡和其他原料的需求加速了泰国经济发展,但工业水平并没有得到提升。

直到二战前,泰国除小规模和低技术水平的碾米、锯木和采矿业外,几乎毫无工业基础,依然是经济格局单一、工业基础落后的局面。

二战结束,美国基于地缘政治需求,开始关注并投资泰国,泰国的工业才有了起步。

1954年,为迎合西方市场需要,泰国政府颁布《工业奖励法》,逐步实施以工业化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的策略,力图让泰国成为新兴工业国。

这个法案可谓是泰国工业发展的“定海神针”,很值得一说。

因为这个法案旨在促进外国投资与保护本国产业之间找到平衡点,细节可圈可点。

比如针对泰国经营工业的泰人和外国人,规定任何私营企业都不国有化,政府不设同类企业与之竞争;新建工厂或扩建设备的机械及零件进口,豁免关税;新建企业豁免2-5年的所得税;外国资本的资金及利润可以自由汇出国外;进口泰国国内不能生产的原料,减免关税……

一句话总结就是,工业发展采取自由经济政策,鼓励私人投资和竞争,政府不插手。

这些内容既让外国投资者放心,也让本国投资者有了信心,因此《工业奖励法》实施不久,效果立竿见影。

原来泰国工业只有钢铁、锡砂、钨矿、水泥和明矾等几种类型,三年后便陆续新建了砂糖、麻袋、纤维、耐火砖瓦、胶合板、制革、造纸、虫胶颜料、罐头、玻璃器皿、电池、制粉、橡胶、苏打等产业。其中,规模较大的砂糖厂日产砂糖800吨,纤维业包括纺纱、织布,最大纱厂的规模已达32000锭,工业面貌焕然一新。

除振兴工业外,泰国政府还十分重视传统产业大米、橡胶、柚木、锡砂和盐的生产,积极投资与这些产业相配套的运输、通讯、灌溉、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,每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达8亿-9亿铢,占全国投资支出预算的50%以上。

1963年,泰国又通过设立国家经济发展委员会,实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,积极鼓励外国投资,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与轻工业的发展。

在此过程中,泰国不仅减少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,还加强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,提升了能源供应和电力产能,不仅满足了工业发展需求,也有效提升了本国的物质水平,得到国民的真心拥护。

泰国的现代经济发展

到上世纪70年代,泰国每年经济增长率超过7%,其中纺织、金属加工、钢铁与汽车等行业发展最为迅速。

尤其是泰国的汽车产业,从无到有,迅速成为亚洲的汽车工业大国。

从亚洲“四小虎”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泰国何以至此?

上世纪60年代,泰国政府意识到汽车工业的价值,主动实施了多项促进国内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,吸引了日本以及欧洲国际汽车制造商在泰国建立组装厂。

大量海外汽车品牌看中泰国便宜的劳动力和有利的地理位置,纷纷涌入泰国建厂,这些参与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,不仅加速了泰国汽车工业进程,还让泰国孵化出如泰国二厂(ThaiRung)和泰国大发(DAIHATSU)等本土汽车品牌。

1970年-1980年,是泰国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,通过积极调整工业结构,引进技术密集型和附加值高的中轻型工业,泰国工业逐步由进口转出口,出口年增长14%,经济连续保持年增长7%的速度。

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,经济实力超群的泰国与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并称“亚洲四小虎”,成为亚洲新兴的经济体之一。

值得称赞的是,泰国在发展工业的同时,本国的农业经济非但没有削弱,反而从农业经济结构到增长速度都有了可喜的变化,农民收入也有了快速增长。

在农业仍是国民经济主要产业的情况下,泰国对农业结构进行细化调整,缩减种植、畜牧、渔业和林业占比规模,让农业收入在GDP中占比越来越小。

泰国农业部数据显示,1970年-1972年,泰国农业收入占GDP的31.54%, 而到1986年,农业收入只占GDP的22.29%。

其中,1960年,种植业的收入占27.87%,畜牧业的收入占5.07%,渔业的收入占1.41%,林业的收入占3.17%;1986年,种植业的收入占比降到16.82%,畜牧业的收入占比降到2.97%,渔业的收入占比增至1.80%,林业的收入占比降到0.69%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泰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不等于农业收入减少。

1961年,泰国农业生产总值仅为210亿6千6百万铢,而到1987年,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1950亿5千9百万铢,提升了近10倍。

泰国农业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发展,一方面是泰国农业引进西方的先进种植技术,提升了农业耕作和种植效率,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泰国开放式经济政策,使得本国农业与世界农贸商品市场直接挂钩,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内。

除了工业和农业快速发展,泰国的服务业也逐渐成为本国经济支柱之一。

从热带雨林到白色沙滩,从古老寺庙到现代城市,以及泰国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,一直是吸引欧美游客最主要的因素。

泰国其实很早就关注到了旅游业,上世纪20年代就在国家铁路局内部设立了公共关系部,用来推广和服务外国游客。

20世纪60年代,为摆脱落后的农业国形象,泰国开始大力发展经济,旅游业也借此东风迅速发展。随着“泰国旅游业促进机构”(现泰国国家旅游局)成立,泰国旅游业发展也步入了正轨。

同时,泰国政府也很支持旅游业,不仅每个省都有专门的旅游推广机构,培训了大批专业导游和推广人员,更投资建设了大量交通设施。

目前,泰国投入营运的机场有26个,对外开放的国际机场就有4个。全国公路纵横交错,四通八达,布局合理,更为泰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近半个世纪以来,泰国更是不遗余力,通过各种渠道,如电影、音乐、电视剧等媒介,将其美丽风光和独特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,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旅游观光。

凭借雄厚的工业和农业基础,加上不断创汇的旅游业,泰国从80年代后期,其经济高速增长。

1988年-1990年,泰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.7%。

到1995年,泰国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;1996年,人均GDP更达到惊人的3035美元,被世界银行列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

泰国积极充当区域合作的“中间人”

经济地位的提升,也让泰国的政治地位日趋重要。

之前说起泰国与世界强国之间的关系,很容易让人觉得泰国有些“怂”,甚至有“墙头草”的感觉。

但实事求是地说,整日周旋在虎视眈眈的列强之间,弱小的泰国如此选择也是迫不得已,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地缘战略。

由于和谁都能合作,并且长期保持国家的稳定,二战后的泰国成为了东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,也是东盟十国的核心国家。

东盟的全称是“东南亚国家联盟”,前身是由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和泰国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“东南亚联盟”,主要是为防范当时东南亚大规模的共产主义运动主动“抱团取暖”的政治性组织。

站在泰国立场上来说,无论是组织成立“东盟”,还是随后与“东盟”之间的关系,都是本着“不抱敌对心态,走中间道路”的策略,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权益。

这个策略来自拉玛五世朱拉隆功在位时确立的外交原则,并被后世国王继承并发扬。

拉玛五世在位时,通过积极斡旋,成功让泰国成为“缓冲国”,才成为东南亚地区唯一未被殖民的国家。

因此,在外交领域树立良好形象的泰国又有“风中之竹”的美誉,意思是泰国善于在大国博弈间灵活摇曳,却又像竹子一样扎根于土地,不放弃自身的核心利益。

作为东盟的重要创始成员国,泰国始终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和国际事务,在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并通过多边和双边关系加强了与邻国的合作。

因此,泰国也是东盟内极少数能同时与美国、日本、中国等国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国家之一。

泰国和中国关系可谓十分紧密,可能一方面泰国没有与中国边境直接接壤,没有那么多历史包袱,另一方面泰国也是华人众多的国家。

要知道,泰国华人大约有1000万,占到泰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。但泰国华人经商居多,很少参与政治,也没有过多宣扬中华文化,使得泰国与中国有着良好的交流基础。

对于泰国来说,近年来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更几乎撑起了泰国旅游业的“半边天”,成为其旅游收入主要来源国之一。

从亚洲“四小虎”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泰国何以至此?

不过,这只是泰国和中国友好的“基本面”,面对相隔不远的大国,政治上力求保持平衡的泰国始终没有放弃与中国交好的机会。

泰国不仅是最早在中国投资的国家,近年来更全力支持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,积极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和贸易往来。

中国也投桃报李,如今已是泰国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。截至2024年2月,中国在泰国总投资额达到了1593.87亿泰铢,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%,主要涉及基础设施、电力工业、房屋建筑、石油化工等领域。

其中,最早落户泰国的泰中罗勇工业园,已吸引170余家中国企业落户投资,带动中国企业对泰投资超40亿美元,企业累计总产值超180亿美元,被称为海外的“工业唐人街”。

此外,中国与泰国合作修建的“中泰铁路”,不仅关系到中国与东南亚互联互通战略,也成为泰国通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铁路交通系统的重要一环。

对于泰国来说,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,也是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途径。

泰国经济危机的根源

泰国宽松的市场政策,虽然加速了泰国工业化发展,但也给本国经济埋下了“定时炸弹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泰国的经济增长,很大部分得益于大量外国投资和宽松的信贷政策,但也导致了资产价格的膨胀和不稳定。

为了加快吸引外资,泰国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,另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,使得大量低息贷款进入,再转手高息贷出去,金融泡沫逐渐出现。

由于缺乏有影响力的工业企业,自己又没有出口税,大量工业品还需要从海外进口,使得泰国明明是一个出口国,反而因进口额比出口额高,居然出现了贸易逆差。

当时泰国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,这意味着泰铢的价值相对于美元保持固定,可由于经济过热和赤字的增加,维持这一汇率制度变得越来越困难。

更糟糕的是,泰国又长期陷入内斗,党争极为严重,政局动荡不安。

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,泰国先后经历25次政变,其中包括18次军事政变,基本上处于民选政府和军政府轮流坐庄的无限循环之中。

泰国国内,基本就是红黄两党争斗,黄党叫“为泰党”,红党叫“人民联盟”,他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代表各自政党的颜色。

其实,这两党背后一直由王室权贵、军人集团,以及文官集团控制,分别代表着保守势力和改革派,相互博弈多年。

90年代中期,持续贸易逆差与糟糕的政治局势,使得以索罗斯为首的外国投机者看出了泰国经济的“虚胖”,开始不断卖空泰铢,又加剧了资本外流。

1997年7月2日,泰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,允许泰铢对美元浮动。泰铢随后大幅贬值,加剧了泰国的经济衰退,导致银行系统危机、企业破产、失业率上升和社会不稳定等情况出现,泰国梦幻般的高增长曲线戛然而止。

随着泰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印度尼西亚、韩国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,最终造成了影响深远的“亚洲金融危机”。

1997年,金融危机期间首当其冲的泰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.6%,外债高达900亿美元;1998年,经济总量更是骤然下降10.8%。

为了应对危机,泰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,包括改变货币架构,建立起保释机制,严格监管风险控制措施等来挽救局面。

只是这些补救效果微乎其微,泰国最终还是靠着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172亿美元的救助贷款,才缓过劲。

为了还清贷款,泰国全面实施“三年缓偿债务”“农村发展基金”等政策,并以普密蓬国王倡导的“自足经济”为指导原则,在全国创建和谐及持续增长的环境,使得泰国经济逐渐复苏。

数据显示,2002年到2007年,泰国年均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5.75%的增速。

不过,因为连续遭受国际原油价格高涨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,泰国经济未能保持之前的冲劲,经济增长又从2006年的5.11%降至2007年的4.9%。

2008年爆发的“全球金融危机”再次对外向型经济的泰国造成影响,由于同时受到国内政局动荡影响,泰国经济又一次出现大幅度衰退,到2009年泰国GDP一度下降2.3%。

好在此时的泰国对经济危机早有对策,通过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,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和减税,央行降息等策略,损失并不严重。

到2010年,泰国经济全面复苏,再次实现7.8%的高增长,随后数年基本保持这个发展速度。

深陷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长达40年

不幸的是,三年疫情再度给泰国经济造成打击,尤其是旅游、服务、贸易等行业直接损失超过数千亿泰铢。

从亚洲“四小虎”到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泰国何以至此?

而泰国也始终困在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中,至今没能从泥沼中爬出。

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过于依赖GDP的增长,导致GDP盲目增长之后,国内各项服务和建设未能跟上高速增长的GDP。各种利益集团趁虚而入,垄断国家资源,掌握国家经济命脉,造成国内市场萎缩、产业升级乏力、增长停滞不前、民族主体性削弱、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等局面。
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最重要的表现便是严重的贫富不均,泰国在这方面尤为严重。

根据世界银行数据,泰国的收入不平等系数处于亚太地区的最高水平,在63个国家/地区中排名第13位。其中,约70%的财富集中在1%的富人手中,而且这部分人的收入高于全国一半人口收入。

泰国官方则承认,全国大约有380万贫困人口,占总人口的5.43%,每月不到2997泰铢(约为587元人民币)收入。

参考南美等中等收入国家发展路径,通过产业升级,把原来的劳动、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为技术、知识密集型产业,是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唯一途径。

可惜泰国不仅未能在经济腾飞时,积极进行产业政策调节和扶植新兴产业,反而在一定程度对新兴产业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。

从根本上说,这是由于泰国的政治制度导致,王室权贵与军人集团互有勾结,一边打击政治对手,一边联手捞钱,却对产业投资和升级毫无兴趣。

而那些依靠手中资源就能牟取暴利的财阀家族也早有了路径依赖,对原有产业抱残守缺,对新兴产业漠不关心,政府又没有足够的钱进行产业升级,使得如今的泰国支柱产业仍然是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。

由于产业结构固化,泰国21世纪以来人均国民收入始终难以实现进一步突破,直至2018年,人均GDP才首次突破6000美元(约43638元人民币)大关。

虽然泰国眼下正积极从产业链角度进行产业升级和跨越,但由于现阶段无法从根本上调整产业政策方向并对其进行有效落实,短期内想要摆脱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桎梏的难度依然较大。

泰国经济将何去何从,仍有待观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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